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(7)改革派内部为何分裂|独家

时间:2019-09-11 18:26       来源: 网络整理

相当长一段时间,讨论戊戌变法,总会不自觉陷入康梁话语体系,造成一种错觉,以为改革的成败,全取决于阴谋及其背后的新旧实力,不是东风压倒西风,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但微观史学告诉我们,改革进程的演变,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影响。譬如,“守旧派”的形成原因,未必天然就反对改革;又如“改革派”,未必从来就是铁板一块。1898年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,留下许多线索供后人反思。其中起步最早、领一时风气之先的湖南新政,如若检讨改革阵营内部,也有诸多裂痕早已产生。凤凰网独家刊发著名文史学者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的宏文《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》,为您还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历史现场,解析一代精英归于幻灭的前因后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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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梦溪,著名文史学者,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,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,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湖南新政在八月政变前一段时间的艰窘情形。

当1897年秋天到1898年春天湖南的改革达至高潮的时候,大吏、绅士、士人众志成城,集合在巡抚陈宝箴的周围,以天下兴亡为己任,以湖南振兴为怀抱,改革措施一个接一个出台,全国的改革人士无不啧啧称赞,甚至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。可是到了1898年的夏天和秋天,形势急转直下,比之先前,判若两重天地。士绅雅聚,笑语喧阗的情景不见了,代之以攻击谗陷。南学会讲论、时务学堂问答的热烈场面没有了,代之以冷清散乱。原来仿佛一体的士绅,转瞬间分成了互有嫌隙的三个派别。王先谦、叶德辉等守旧势力,自是一派。改革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:因陈宝箴被迫调整了改革政策以及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,熊希龄、谭嗣同、唐才常等开始对领导他们改革的抚院有了不满情绪,改革的激进和渐进的分野开始明朗并趋于对立。

谭嗣同因调阅时务学堂札记、官课出时文题目以及批评他称康有为作老师,给欧阳节吾写了措辞强硬的信。他说:“才常横人也,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,不胜则以命继之。嗣同纵人也,志在超出此地球,视地球如掌上,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。一死生,齐修短,嗤伦常,笑圣哲,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,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!一纵一横,交触其机括,是以有前书,却非敢抗函丈谓不当教训之,而己决意不受教也。”1向老师表示他与唐才常二人要以生命以之,其不妥协的态度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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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务学堂遗址

而前此一函明显涉及和陈三立的矛盾,其中说道:“请转语伯严吏部,远毋为梁星海所压,近毋为邹沅帆所惑,然后是非可出,忌妒之心亦自化。即从此偶有异同,亦可彼此详商,不致遽借师权以相压。” 2 则此信之锋芒明显指向陈三立,说明彼此的裂痕已到相当程度。笔者研究此段史事,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,不觉为之神伤。

熊希龄被撤去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后,除有要求整顿通省书院上抚院一函,另还有《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》,也是要以生命以之。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:“夫办事有二大患,一曰养奸,一曰酿祸。今省中物议纷腾,黑白混淆,若不打破此关,痈溃一发,受害更巨。矧湖南负天下重望,虽新政只有萌芽,而各国报章交相赞美,倘一事无成,岂不贻笑五洲?以后湘人更为外人所轻视,将来交涉之事,亦难与外人理论,其吃亏非小。况攻讦之风日炽,则办事者皆有戒心,所以汪颂年有辞总理之事也。龄观日本变法,新旧相攻,至于杀人流血,岂得已哉。不如是,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。龄本草人,生性最憨,不能口舌与争,惟有以性命从事,杀身成仁,何不可为。今既仇深莫解矣,请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,此后龄若死于非命,必王益吾师、张雨珊、叶焕彬三人之所为,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。”3